防御性悲观、爷青结/爷青回、御宅族、晒秀族……你以为看过这些热词,便了解亚文化了?
即便同为网民,必赢入口许多人提起亚文化就会略显鄙夷,有些人会架起姿态一脸清高,有些人则觉得“小孩子们玩玩罢了不必当真”。
互联网技术发展至今,改变的不仅是生活,也重构着社会文化风格、语言体系、思维逻辑。亚文化既是特定社会情感结构在青年群体中的折射,也是当下青年群体独特情感结构的真实呈现,是我们感受和理解一个时代文化特征的重要补充性参照物。
不同于主流传统媒体,新媒介有能力打造跨越文化隔阂的“亚文化认同”,以虚拟社区、虚拟社交的形式强化次级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形成一种更加立体的跨文化传播形式。当次级传播实现良性运转的时候,再由亚文化反作用于主流文化,实现二者之间的共识与认同。
究竟什么是亚文化?恐怕即使是身处亚文化前端的弄潮儿也有些摸不到头脑。从“杀马特”“葬爱家族”到“赛博朋克”“语C”“BDSM”再到“洛丽塔”“V家”“鬼畜”“淋文化”……曾有人将亚文化总结出十大类72种,还有人洋洋洒洒归纳出290个亚文化圈层。
“亚文化”(Subculture)一词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弥尔顿·戈登于1947年提出来的。他认为“亚文化”是指基于种族、经济、宗教和地区等不同社会因素而产生的差异文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青年集结成各种亚文化群体。他们用自主、另类的穿搭符号和崇尚音乐、暴力、酒精的另类行径,向主流世界宣示自己的不满和桀骜不驯。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强调,初代亚文化的核心特征是“抵抗”。
近30年来,英美新自由主义盛行、互联网普及、全球化进程加快,令西方亚文化群体呈现出不再对主流文化进行明显抵抗,而更多是一种兴趣爱好和自由选择的特征。
如今,中国网络文化大潮涌起,亚文化一词早已闯入大众视野。“文化”指的是一种特定区域或群体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亚”指的是次要、附属的意思。从字面意义看,亚文化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是较为小众的群体所特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往往新颖活泼,与主导文化、主流文化的严肃性形成互补。有的亚文化还会发展成为主流文化。
2020年,由国内亚文化的集结地B站推出的新青年宣言片《后浪》登陆央视一套,“后浪”变“热浪”。“后浪”一词也成为2020年度流行词汇之一,标志着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良性互动。
多数人常常把亚文化、青年文化、流行文化混为一谈。这是因为青年在思想文化上最为活跃,青年所创造的文化是多样的,既有可能是亚文化,也有可能符合主导文化的意愿。比如,二次元文化在日本就是主流文化,但在我国则是一种青年文化,从最初的小众文化正逐渐融入主流文化的方方面面。
亚文化本身没有国界,在网络文化这座大生态城中,中国本土亚文化景观也日益丰富。从某种意义上看,亚文化的实质就是“用自己的声音说自己的话”“用自己的行为刷自己的存在感”。有时候它表达的是一种对主流的不满,比如恶搞文化里对主流文化的嘲讽和解构;有时候是展示和炫耀自己的与众不同,比如发型服饰夸张的杀马特少年;有时候则是一种自娱自乐,比如Cosplay。表现形态虽有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和对身份认同的渴求。
不管怎样,作为青年人的自我宣示,亚文化圈子成员往往以“非主流”自居甚至自豪。需要注意的是,“非主流”绝不是“反主流”,有时候还会自觉不自觉地和主流保持一致,比如“帝吧出征”事件就展示了青年群体的爱国热情。
圈层化、封闭化的区隔与竞争——中国的亚文化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圈层化、封闭化现象。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年轻人聚到一起“圈地自萌”,各有各的规则和玩法,各有各的文化和语言。比如洛丽塔圈的人称自己为“Lo娘”,称圈外的人为“地球人”,圈内还有自发维护圈子规则的“Lo警”,而“穿山”(穿山寨版的洛丽塔服饰)则是圈内底线。这些规则不仅把自己和主流文化区别开来,也在加强其内部纯净性的同时,把不同圈子区隔开来。
为了彰显集体优越感,圈子间往往存在相互竞争甚至鄙视、攻击的情况。比如,同样是服饰圈,圈子之间却形成了层级化的“鄙视链”:洛丽塔>
汉服>
JK>
Cosplay>
软妹。
全球化、本土化的拼贴与创造——互联网为青年聚集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而全球化的文化流通则为亚文化提供了货源充足的“风格超市”。许多外域亚文化来到中国后,经历了中国青年的选择、拼贴与再创造的本土化过程,正是这种深度参与性赋予了亚文化更多的吸引力。
比如,近几年流行的鬼畜文化,以重复、夸张的视频剪辑与拼贴风格为主要特征。从日本传入中国后,视频节奏有所放缓,更重视内容的娱乐性,善于结合知名人物和社会热点进行反讽,天马行空,“万物皆可鬼畜”,拼贴风格更为多元化,极大地展示了中国青年的创造热情和才华。
再比如杀马特,音译自英文单词Smart(时尚的、聪明的),深受英国上世纪70年代朋克文化、摇滚文化的影响,传入日本后与视觉系风格结合。21世纪初从日本传入我国,在三四线城镇青年中大火起来,他们放弃了摇滚,而更专注于容易模仿的发型、服饰等夸张的视觉风格。尽管被真正的视觉系粉丝耻笑为“东施效颦”“脑残”,但仍然找到了其生长的土壤,满足了小镇青年对时尚、另类的理解与追求。
当前,我国亚文化的消费和娱乐色彩较为明显。无论是内容、形式还是目的上都以娱乐、搞笑为主。
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审视与有选择地接纳,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了亚文化的发展。比如,以狂热行径闻名的球迷文化——Ultras亚文化,因为违反社会治安规则,在中国就很难发展起来。再比如,近两年游戏圈中出现的以花样骂人为乐的“祖安文化”,已因受到公众批评和制约而偃旗息鼓。
可以说,青年亚文化是人们成熟之前的一种自我探索和文化表达。年轻人不满成人世界的庸常,探索独特的自我和玩法,这是他们初次登上社会舞台的集体亮相,主流文化应该多包容一些。
当然,对青年亚文化的适当关注、引导和限制是必须的。不能让过度娱乐白了少年头,不能让网络暴力侵犯到无辜的路人,不能让低俗的语言和行为肆意发泄。一句话,作为成年人、过来人,还是要防止年轻人嗨过了头、玩过了火。(作者系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传播学教授)
亚文化的概念从产生至今已有70多年。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和数字经济的繁荣,亚文化的形态、内涵、特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一代又一代青年充满理想的价值追求和渴望打破禁锢的力量,不断推动亚文化在新的媒介空间中碰撞、破壁、迭代重生。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胡疆锋用“蔓延式”形容中国亚文化的生长状态:找不到起点,甚至找不到中心,无声无息、不可遏制地席卷过来。
随着资本涌入,亚文化版图不断延展。“后浪”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使寻求年轻化的商业资本嗅到商机。独特的亚文化恰如其分地满足了青年群体追求身份认同的心理需求,亚文化群体规模扩大、青年人付费意愿高涨,成为资本渗透的主因。
尽管青少年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选择文化种类,但自由从来不是在真空中的。资本的介入,彻底改变了青少年亚文化的生态,撬动了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变化。
青少年亚文化在自发状态中形成的“圈子”不利于吸粉和变现,因此,“出圈”成为资本追逐的首要目标。“圈子”在资本不遗余力的操纵下演变成“圈层”。“圈子”和“圈层”的文化生态截然不同。圈子文化以弱社交为目的,内部是一个“平的世界”,没有强制性约束,圈子与圈子基本互不往来;圈层文化则不同,它的底色虽然也是趣缘,但更强调共同体命运,有严密的“类科层制”组织结构,个体服从集体,内部权力结构固化,外部排斥异见。圈层文化以近年来活跃的养成偶像系“饭圈女孩”最为典型。
互联网头部平台依托大数据、算法、AI技术,为亚文化内容生产者带来精准粉丝,也为粉丝找到共同体。一个直播平台的粉丝通过标签筛选很容易找到同时符合“深夜在线”“绵羊音”“高颜值”的目标主播;一个明星的粉丝也很容易通过微博“广场”“超话”以及明星后援团、工作室和官微等路径很快加入“饭圈”。
在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资本强力介入下,亚文化内容生产、传播、变现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内循环——瞄准目标、细分市场、定制内容、量体包装、精准推送的商业逻辑改变了亚文化的生成和传播规律。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受流量经济和粉丝经济的驱动,审丑类亚文化、开骂、互撕、引战等行为更容易得到传播。
新的消费观也在重塑着青年。正如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所说,亚文化有其宿命,当它赢得的消费者越多,在整个“文化工厂”现有流程中被再生产的可能性就越大。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何威认为,数字经济产业推动了青年人消费观念的巨大转变,与亚文化群体的特性相契合后,品牌营销的逻辑由此前的关注产品过渡到关注文化、关注价值观念和兴趣偏好。
在资本渗透下,娱乐、混杂、消费构成了青年亚文化的新表征。商业浪潮中,融情感需求、社交需求于一体的新亚文化形态正在形成。
总体上说,有别于西方亚文化的整体激进,中国的亚文化在儒家传统文化的母体中长大,虽然也表现出对主流文化的差异或者不满,但其反抗精神相对较弱,更多的是试图表达自己声音、爱好和自娱自乐。
2020 年 8 月 9 日,西安市大唐不夜城,一名女士和 Coser 合影留念(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很多年轻人在吸收亚文化时,早已不自觉地融入了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传统元素。比如2020年就有北大学生将鲁迅先生的《野草》改编为说唱;B站举办的《说唱新世代》节目中,也有对传统戏曲作品和当代通俗歌曲的说唱改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青年批评家丛子钰说。
亚文化与商业不断碰撞、对话,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在互动、共进中激发火花,进一步加速新的文化塑造和价值认同。与此同时,亚文化的影响力也不断出圈,成为文明现代化的重要组成。比如,《国家宝藏》在B站满屏的弹幕中,也能读到“表白故宫博物院”“此生不悔入华夏”“为南京打Call”等地域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情感认同。
不可忽视的是,一些人对亚文化的担忧也在加剧:亚文化是不是西方文化的陷阱?亚文化资本化是否会让青年人一头栽进“消费主义陷阱”?
“有影响力的亚文化基本都是舶来品。例如街舞、嘻哈、选秀、女权都是舶来的,绝大多数亚文化不是中国的。它进入中国文化语境后有一个吸收和转化的过程,它本身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微博智库总编、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智媒研究中心研究员汪抒说。
哔哩哔哩政策研究院院长谷雨认为,应谨慎用亚文化随意定义文化现象。文明是包容的,尽管它是舶来品,但不影响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看到积极的、正向的网络文化发挥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糟粕的地方和腐朽落后思想的影响,要把这些剔除出来,精准打击,建设健康清朗的网络空间。
数字时代,青年思想活跃、观念新颖,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主体参与意识强,使得网络亚文化具有独特的活力。同时,年轻人的阅历不深,习惯于从理想视角认识和理解世界,在使用网络空间时会有局限性。
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秘书长李欲晓认为,我们更多是要秉持一个更加宽容的态度,因势利导,取经网络亚文化的创新意识,在如何培育可持续状态上花心思。希望更多机构采用大众式的、情感式的、交互式的新兴话语体系,寻找与亚文化群体对话的方式,引导价值观的塑造,避免激进消费观误导青年。
在漫画《那年那兔那些事》的作者林超看来,亚文化只是西方投来的“糖衣炮弹”,“但就我看到的这些年轻人,是把‘糖衣’吃掉又把‘炮弹’扔回去了”。
从上世纪的胡同串子、酒吧小馆、摇滚乐,到LiveHouse、脱口秀、音乐节,曾经深受西方亚文化影响的中国青年,从混沌、反抗等似乎格格不入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逐渐演变为刻着本土文化烙印的风格独特、真性情的态度表达。那些日渐被接纳的亚文化群体,逐渐放下激进表达、收敛锋芒,以对民族、世界和人类的使命感,融入生活和现实中。
丛子钰认为,与其将亚文化视作“西方文化的陷阱”,不如借此把握发展本土文化的机会。一方面,亚文化是西方文化内部反抗资本至上价值观的产物;另一方面,在西方亚文化向东方国家传播过程中,又仅将其批判社会的功能削减为一种消费符号,其核心还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变体。如果长期直接接受亚文化,而不是批判地消化,将它与中国传统以及当代需求相结合,最终结果就只能融入西方文化的体系。
“亚文化生长是必然的,是从过去旧的生产资料到现在信息爆炸时代生产资料必然的替换过程。”青年漫画家乌合麒麟说,亚文化只是一个框架,我们需要的是如何应用亚文化的正面效果,引导价值,寻找我们与青年对话的符号和方式。“期待世界上年轻人能够穿中国衣服、玩中国游戏、看中国动画。”
各种文化与数字技术的结合,推动网络文化丰富多样,为新生代网民提供了表达思想和体现价值的新空间,网络亚文化持续活跃。同时,一些平台和个人存在借机传播历史虚无主义、封建迷信等违法违规信息问题。如何对亚文化进行主动、适当地引导与管理,在保障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让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一起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氛围,是未来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
网络亚文化是以青少年为主的网民通过恶搞、网络流行语、网络游戏、网文等方式集结,通过特定的“黑话”、符号、行为识别彼此,如“火星语”、粉丝大战等。他们以简单、直接、大胆的方式解构传统、张扬个性,凸显出青春期特有的反叛精神。
3 月 17 日,2021 抖音艺术创作作者大会上,北京字节跳动 CEO 张楠致辞(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我国网络规模居全球首位,青少年网民占比超过半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0.4%,40岁以下网民占比54.9%,30岁以下网民占比34.4%。
当前,青少年活跃于B站、微博超话、、知识星球等社交媒体平台。多数网络亚文化现象的生命周期很短,少则半年,多则两年就又被新的网络文化热点所取代,呈现出“偶然创造—突然流行—日益淡化—渐被遗忘”的传播规律。但是,也有一些积极的网络亚文化能够被主流文化所接纳,成为网络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二次元文化、网文圈等亚文化“反哺”主流文化,客观上推动了网络文化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发展,为青少年提供更为丰富的精神世界。
以网文圈为例,粉丝群体不断壮大,社会资本力量强力介入,一系列在网上受追捧的网文经过IP转化为图书、影视剧、游戏等,在海内外传播推广,成为流行文化。改编自网络作家“猫腻”的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庆余年》2019年11月正式上映,迅速在海内外掀起“庆余年热”,“可爱死了”等词语成为网络流行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其评定为“2020年度优秀海外传播作品”。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第五届中国网络文学论坛致辞中指出,作为新兴的文学样式,年轻的网络文学以独特的方式成为新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警惕的是,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定型,在成长过程中容易受到所接触的文化内容影响。一些消极的亚文化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易引诱青少年模仿不良行为导致行为失范甚至违法犯罪。一些青少年在接触到一些亚文化时容易陷入过度狂热沉迷状态,进而对现实世界认知出现偏差,价值观念与主流文化脱钩,在现实和理想冲突中消极逃避,甚至出现偏激行为。
传统媒体时代以及互联网发展早期的大众传播模式正在被解构。以互联网平台为媒介的点对点传播兴起,按照兴趣、爱好以及软件的个性化推送,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圈层结构,人们的交流从过去集中于微博等公共开放平台,转为一个个半封闭或封闭的特定群体空间。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教授田丽认为,在网络信息的社交扩散和圈层结构中形成的文化次元,正在制约人们对多元文化的接受与认知。尤其是在青少年网民中,次元壁的存在仿佛将网民置身于相互隔离的空间内,同一次元内部的交流更加充分,认同强化,而不同社群或圈层之间的沟通壁垒加深。
新兴圈层传播平台的兴起给我国新闻舆论引导带来较大挑战。一是在网络亚文化圈层中传播的信息鱼龙混杂,存在利用“知识”包装、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淫秽色情、封建迷信、恶意营销、黑灰产等违法违规信息问题。二是公共空间被分化,主流文化传播所依靠的原有媒体渠道难以深入不同圈层。三是圈层结构的差异带来社会群体的信息认知有较大偏差。四是社群和圈层中的亚文化和小众文化对文化认同产生各种影响。
从网民个体层面来看,网络文化包罗万象、洋洋大观,形成结构丰富、层次多元的文化体系,让有不同价值取向和审美偏好的人都能找到归属感。从宏观层面来看,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凝聚共识,离不开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因此,主流媒体应在推动文化破壁、凝聚最大共识方面集中发力,在新兴媒体平台空间中加强议题设置和舆论引导,积极适应青少年的逻辑思维和线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
中国二次元文化集合地哔哩哔哩 logo、手机、电脑界面(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首先,要把坚持正确价值导向放在首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蒋俏蕾认为,网络亚文化对于青少年是把双刃剑,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正面引导干预,规避相应风险。主流媒体要敢于发声,勇于亮剑。对于互联网平台运营主体而言,不论什么性质的平台,不论什么传播形式,都应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放在首要位置。
第二,坚持优质内容供给。网络文化处于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其主流价值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力求在主流价值观和市场之间找到更为优化的平衡。网络文化市场商业性强,应通过建立完善评价标准,加强引导扶持机制,鼓励持续推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质内容,并探索借助资本力量,推动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线月,抖音艺术视频播放量超过2.1万亿次,粉丝数量过万的艺术创作者超过20万名。
第三,加强网络传播秩序管理。规范网络传播秩序,重中之重在于抓好过程管理和行为管理。网站平台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对损害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亚文化、丧文化、极端文化予以严格限制和严厉打击。2020年9月,国家网信办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集中专项整治,督促“知乎、豆瓣、知识星球、微博问答、悟空问答、得到”等20家重点“知识社区问答”平台开展自查自纠,相关平台累计清理各类违法违规信息38.4万余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8400余个。
第四,对青少年加强柔性引导。青春期是一个人三观成长的关键时期。家庭、学校、社会应积极为青少年提供充满包容、尊重的成长环境,引导其从亚文化的固定圈层中逐渐跳出来,拓展眼界,开阔心胸,形成积极正向、理性包容的三观。(作者系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主任记者)(原标题:《亚文化中国景观:呐喊、碰撞与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