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Landscape）在不同学科中有大相径庭的含义，进而导向诸多迥异议题。如在地理学领域，景观主要指客观的景色空间，故实地测量、制图分析和图像解释等成为分析空间布局的工具。又如，在历史学领域，学者用文本解读与实地调查的双重方法为景观作传，即分析景观的历史演变。而在心理学、社会学、建筑学等领域，除了客观的空间实体以外，主观的景观体验也被纳入考察范围。景观学在二十世纪中叶成为独立学科，继承过去景观概念的复杂性，成为一门汇聚众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本专题的前两篇文章选取景观研究的早期经典，以揭示这一领域的源头。霍斯金斯的《英格兰景观的形成》被认为是欧洲学界景观研究的起点。同一时期，杰克逊创立《景观》杂志，被认为是美国学界景观研究的先驱。相比于前两篇，第三篇文章在更长的时段范围内，考察十六至二十世纪欧洲人对自然的价值观变化，以突显景观的主观性。鉴于景观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本期专题尝试选择更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及其著作，以展示其复杂性与多样性。本专题的第四、五、六篇文章正是将景观学分别与城市规划设计、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结合，彰显不同领域间的张力。另一方面，本专题的最后两篇文章，聚焦中西历史上的具体案例，是为了尽可能涵盖全球范围内不同时期和地区的景观，使读者们对世界景观的魅力有所感知。
伊恩·伦诺克斯·麦克哈格（Ian Lennox McHarg，1920-2001），英国著名园林设计师、规划师和教育家；世人公认的生态主义园林的先驱——生态设计之父，宾西法比亚大学研究生院风景园林设计及区域规划系创始人及系主任。
谁能想象长年积累起来的美洲处女地，它是如此的富饶、稳定和肥沃，超过了人们梦寐以求贪婪向往的一切。大约一万年以前，这里曾出现过一个新世界，但那个世界我们现在再也不能看到了。然而，在间冰期，当人们沿循巨大的食草动物的足迹，由西伯利亚横过大陆桥行至美洲，他们或许辨别不出有什么变化；这一新发现的环境是和古老时期的环境很相像的。只有当人们深入到南方才看到显著的变化。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遥远的大冰原的追忆很可能仅仅是些在部落中流传的掺杂着幻想和神话的历险故事。
当时首先进入这个新世界的人类是另一种食肉动物，在某些方面和剑齿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与其他的食肉动物一样，他们的生活也要受猎物数量的限制，但是人类使用了一种新的有威力的工具，证明了他不再是普遍的猎手。
侏罗纪时期种子的出现促使花朵的数量激增。被子植物比早期的裸子植物或较早的孢子植物更能适应环境变化并能不受限制地自由扩散。就是这些新的开花植物，把它们具有果肉的胚囊移植到世界各地，成为食物的源泉，在过去的年代里，这一点还鲜为人知。被子植物的影响远远赶不上青草覆盖的大草原。大草原维持了大量能远程快速奔跑的动物群落，接着这些动物又成为食肉动物的猎物，终于人类又成为猎杀这些食肉动物的主力。青草覆盖的大草原，哺育着食草动物并使其得以繁衍，以此为背景才出现了一种新的食肉动物，他拥有更强大的工具，超过了他的需要，超过了他的控制能力，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也就是说要批判地评论原子时代的人类。
火是新的破坏性的工具。火在草原上不是新奇的事物，雷电引起火灾是经常的事，草原鼎盛时期确实如此。但是猎人引起的火灾比自然发生的更为经常。为了把北美的野牛、鹿、猛犸象和柱齿象驱赶到封闭的山谷中或悬崖上，很多草原就被烧掉了。当时的气候也非常恶劣，不仅威胁生物，也威胁人类，被认为是猎人破坏和恶劣气候破坏兼有的时期，结果造成北美第一次人类的巨大遗产——草原食草动物的灭绝。要是食草动物像火一样地把草原的草吃光扫尽，那么青草又会像火似的蔓延生长，而土著猎人的火，加快并完成了草原和食草动物的灭绝。这是在原始部落时期人类对大陆的第一次重大冲击。
此后一千年中，尽我们所知，再也没有类似的劫掠暴行了。从北美印第安人的习俗推测，那里的人类和自然之间变得十分和谐和平衡。从事采集和狩猎的人们知道了采猎活动要和农作物和猎物的容量相适应。在进化过程中，他们必须不断地对植物和猎物的习性有所了解。狩猎必须考虑繁殖季节，保护怀胎的母体，选择多余的雄性动物宰杀。这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人类最早的祖先树鼠和巨大的食肉恐龙相比是很小的生物。但掌握火的猎人就不再是弱小的动物了，他已经具有与食肉恐龙相同的劫掠力量了。但是，猎人把他的打猎习惯与猎物的习性和容量适应起来，这一点确实说明他已是有思想的人了，这也是第一次证明人的大脑是管理生物界的“专用设备”。从此，人不再是简单的会说话的动物，而成了石器的制造者、火的操纵者，这就是人——有思想的猎人。不过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过分地自夸。许多别的动物，它们的大脑是不值一夸的，但是它们也能控制它们的种群数量与可获取的猎物相平衡。
对于“原始”人的认识，由于看法上存在巨大分歧，所以还十分含糊。有人理解为“高级的野蛮人（noble savage）”，另一些人认为原始的部族是设想中的存在于类人猿与人类之间的“过渡动物（missing links）”。显然，这种简单的说法既不承认也不否认高级性质的存在，原始人的脑子与他最复杂的同类的脑子是没有多大的区别的，后者所以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就其自身而言，是由于他们从前辈那里继承了工具、知识和才能。除极少数例外，“野性的自然”（wild nature）总是很少提供理想的环境，因而生活在原始社会的人很容易感染疾病，使寿命缩短，还容易受到极度的冷热、干早、饥饿和曝晒的威胁。他们经常担惊受怕而且迷信，但是他们经常从环境、生物和它们的发展过程中获得令人吃惊的经验知识，这些知识都被吸收到宗教或迷信中去了。可以确切地说：他们的成功、适应自然的能力，也恰恰就是由于这些知识。能自我维持成千上万年之久的社会，就证明这种知识的存在；这确实是认为大脑是生物圈的管理者最好的证明。
信奉异教是个多余的贬义词，而泛神论却是一个较好的词。谁能如此完好地了解上帝，以至于拒绝其他类似的信仰呢？人们要问伏尔泰的信仰究竟是什么，泛神论中充满了泛灵论，它包含一种理念，认为存在着一种和物质不可分的非物质的本原（principle），所有的生命和行动都可归因于这种本原。泛神论者认为世界上的所有现象都具有神一般的属性：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神圣的。他们相信人在自然界中的行为能影响他自己的命运，而这些行为会对生命带来影响，直接和生命有关。在这种关系中，既不存在非自然（non-nature）范畴，不存在浪漫和感彩。
易洛魁人的观念是典型的印第安泛神论。易洛魁人的宇宙志是以一个理想的空中世界开始的（a perfect sky world），地球的母亲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被鸟接住，落在一只海龟背上，即地球上。她的两个孙子是双胞胎，一个善，一个恶。第一个孙子带来的是愉快和美满：两条相似的河流向两个方向流动，使谷物饱满，猎物丰富，石头湿润，气候温和。双胞胎中的恶者带来了蝙蝠和毒蛇、漩涡和瀑布、枯萎的谷物、冰天雪地、衰老、疾病和死亡。生活的舞台就是这两种力量的对抗；这两种力量受到现实世界中人的行动的影响。总之，人的所有行动，出生与成长、生育、吃喝拉撒、打猎和采集、航海和旅行都是神圣的。
在狩猎社会里，对待猎物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在易洛魁人中，熊受到高度尊敬。它不仅给人提供极好的熊肉和熊皮，还提供了可以长期储存供烹调用的熊油。人们站在猎得的熊面前，在宰杀之前，要作一番长长的独白，猎人要做充分的解释和保证，说明宰杀的动机是出于需要而不是不敬。以上这些对待猎物的态度确实是狩猎社会中一种进步的观念，它能确保社会的稳定，就好像烧杯中的高锰酸钾晶体，扩散以达到稳定的平衡。猎人相信所有的物质与行动是神圣的，都会产生一定的后果，他们要尊敬和理解他们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他们与环境要保持一种稳定状态，由此才能生活在一个和谐的自然中并得以生存下去。
我们早已放弃了这种观念。关于人的起源的构想——认为全部是神给的，给予人统治所有生命和非生物，享有征服地球的权力，这种观念在《创世纪》的创世故事中便包括了，而这正是和泛神论的观念完全对立的。希腊人不仅想出了人化的神，还有自然的神，这一信仰一直保持到盛行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时期之前，而对于西方的传统来说，现在泛神论已经消失了：在欧洲只有拉普人（Lapps）还坚持这种信仰。然而，布伯（Buber）、海斯希尔（Heschel）、蒂利希（Tillich）和韦格尔（Weigel），甚至泰亚尔·夏尔丹（Teilhard de Chardin）等重要的神学家都对《创世纪》的经文感到惊恐，放弃了对它的信奉，并且被它的傲慢的超然存在激怒了。相比之下，泛神论者比较平和顺从的观点似乎是一种更好的人类起源的说法，至少是一个有益的假设（working hypothesis）。要是有神存在，必赢平台那么一切都是神圣的。要真是如此，当然人在自然中的一切行动也就都是神圣的了。
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原始社会发展了很高的文化，如玛雅（Maya）、阿斯特克（Aztec）、托尔梅克（Tolmec）、托尔铁克（Toltec）等文化。在北美洲没有产生这些文化。在这里只发展了原始的农业，还是个简单的狩猎和采集社会，有思想的“食肉动物”在此经营和维持着体系的平衡长达几千年之久。他们对自然和自然的发展过程有了很敏锐的反映，这些反映在多种多样的泛神论者的宇宙志中得以制度化并成为习惯。这些东西可能不被现代西方人所接受，但作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种，对当时的社会和他们的技术产生了实际而有效的影响。
总的来说，这些土著的社会成员指望他们的孩子所继承的物质环境，至少和前人继承时的环境一样好，这种要求今天我们很难做到。他们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居民，他们声称自己很好地经营了他们的资源。在随后的若干世纪中，生活与知识已经变得更为复杂，但不管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借口，很明显我们做不到他们那样。
再造就一个由哥伦布（Columbus）和科尔蒂斯（Cortes）、卡伯特（Cabot）和卡蒂埃（Cartier）、弗罗比舍（Frobisher）和德雷克（Drake）经历过的使人敬畏的发现（新大陆）的场景是完全不可能的了。随后成千上万的人到这里来寻找避难所、土地、黄金、白银、毛皮或自由和基地，我们难以感受当他们面对这些从未接触过、从未见过的土地和希望时所产生的惊喜，但他们是否知道，这是最后一块恩赐的“丰饶角”（cornucopia，在希腊神话中象征富饶）。有谁再能像巴波亚（Balboa）一样，发现一块新大陆和新的海洋呢？
巴波亚，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探险家，西太平洋的发现人。[图源：Wikipedia]
但是至今仍剩下许多未触动过的地方，人们仅仅见过或留下足迹。交通不便和贫困是个“伟大”的保护者，保证了这里仍是早些时候西方人开拓新大陆时的景象。例如：麦金莱山（Mount McKinley）和阿塞巴斯卡冰川（Athabaska Glacier）；北大西洋拍打的缅因州的岩石海岸；夏威夷的基拉韦厄火山（Kilauea Volcano）；约塞米蒂（Yosemite）和蒂顿（Tetons）的壮丽地质奇观；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的公园风景；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广阔如画的沙漠；宰恩（Zion）和布赖斯（Bryce）的棕榈、红树林沼泽地和刻蚀（sculpture，即由于侵蚀而改变的地形）；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地质幻境；哈特勒斯（Hatteras）的沙洲；阿巴拉契亚高原（Appalachian Plateau）；东部森林的腹地；太平洋沿岸巨大的红杉林；以及凝聚其间的雾气；克雷特火山口湖（Crater Lake）；南塔基特（Nantucket）；哥伦比亚（Columbia）和桑格雷-德克里斯托山脉（Sangre di Cristo Mountains）；纽约州西北部的雨林和阿迪朗达克山脉（Adirondacks）丰富多彩的景色；密西西比河流域和它的三角洲。
在这些地方，很多动物已经惨痛的绝迹了，但是一些灰熊还保存到现在，还有美洲野牛、大角鹿、驯鹿、叉角羚、野山羊、山狮、美洲豹、猞猁、美国山猫、草原狼、白头雕和鱼鹰、大苍鹭，在加利福尼亚外海产仔的鲸、海豹和海狮、鲨鱼、海豚、旗鱼和金枪鱼。
早期的美国人居住在班杜里亚（Bandolier），他们的后代在弗德台地（Mesa Verde）活动，而今天他们生活在新墨西哥的祖尼（Zuni）、陶斯（Taos）和内华达州的阿科马（Acoma）。这些地方是极其珍贵的遗产，其中大部分地区可以称之为希腊神话中的“丰饶角”，但今天只留下了野狼的踪迹。铁路边缘的和野生的灌木树篱，是形成深厚肥沃草根泥的植物的后代。这种草根泥是地质学上的财富，超过了所有梦寐以求的金银和煤铁。美国中西部的大草原上已不再有一度统治大草原的巨兽的痕迹了。
当哥伦布、庞斯·德·利昂（PoncedeLeon）、科尔蒂斯、卡布里卢（Cabrillo）和科罗纳多（Coronado）到达美洲时，他们把伊比利亚人的文化传统带到了美洲。卡伯特（Cabot）、弗罗比舍、德雷克、赫德森（Hudson）和巴芬（Baffin）等人带来了英格兰的风俗习惯，而卡蒂埃、马尔凯特（Marquette）和乔利特（Joliette）是传入法兰西文化的先驱。这些人和他们后来的同胞，都是在醉心于探险和征服的旗帜下统一起来的，尽管他们对待这块原始大陆的态度有着重大的区别。
假如我们通过狭窄的历史窗口，去观察这些外来文化对这块土地的态度，可以看到有四个明显的阶段，每个阶段都和某个民族有联系。16世纪，最初的探险者带来了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而在这里能找到对人和自然的人文主义的表达。
这种中世纪宇宙观，体现人的伟大力量的设想，在一系列工程中都可以见到。最早是在佛罗伦萨出现的花园和别墅，此后，这种形式集中表现的中心移到了罗马和蒂沃利（Tivoli）。伯拉孟特（Bramante）、利戈里沃（Ligorio）、拉斐尔（Raphael）、帕拉迪奥（Palladio）和维尼奥拉（Vignola）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象征人文主义的形式，可以看到：美狄奇别墅（Villa Medici），德·埃斯特（Villa d Este）和兰特别墅（Villa Lante）、马达姆别墅（Villa Madama）和博博里花园（Boboli Gardens）；后期有奥尔多布兰弟尼别墅（Villa Aldobrandini）和蒙德拉贡别墅（Mondragone）。在这些花园别墅中，通过强行设置简单的欧几里得几何形状的景观，可以看到人们的权威和力量，而在这段时期内，这种形式用得越来越多。人们将简单、有趣、有规划的幻想和伟大的艺术结合在一起，强加到当时人们不了解和不关心的自然中去。这种花园体现了人的优越感。
第二阶段是在一个世纪后出现的，这是最早的殖民时期，但是影响力和表现的中心转向法兰西。在一块平坦而任人处理的土地上，大规模地应用了同样简单的人格化的景观，所以在孚一勒一维贡别墅（Vaux-Le-Vicomte）和凡尔赛宫（Versailles）可以见到安德烈·诺特（Andrede Le Notre）的作品所表达的法兰西巴洛克形式，在这里欧几里得几何图形达到了顶峰。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设置了一对对交义的轴线，象征着君权神授；错落有致的花园，证明他是神的化身，对其领地和受其支配的自然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或者说让人看起来真是如此。
在西方的传统中，除了英国18世纪和它的扩张时期外，都把风景建筑和造园看做是一回事，正像阿尔罕布拉宫（Alhambra）、圣·高尔大教堂（Abbey of St. Gall）、德·埃斯特别墅或凡尔赛宫那样。在这一传统中，把装饰性的和易整形的植物布置成简单的几何图形，成为一个可以理解的超自然的象征，即一个由人创造的顺从的和有秩序的世界。
在这里，植物的装饰性是压倒一切的，决不被生态群落的概念所动摇。植物和家畜、狗、猫、矮马、金丝雀和金鱼等的功能是一样的，既要忍受人的摆布，又要依赖于人；草地、树丛、花丛和树木都易于处置和于人有益，因而就成了人的伴侣，成为家庭中的供养物。
这是一种用墙围起来、和自然分开的花园：它是仁慈的象征，使人愉快、平静，是供人思考和反省的孤岛。这种花园一贯不变的最终象征是花朵儿。
这些花园不仅是从自然中精选出来的，经过了装饰和栽培，通过有规则的装饰布置，它们不像大自然那样的复杂，而是简化为一个简单的可以理解的几何图案了。因此，人们仅仅要求这些精选出来的自然能够保证创造一个象征亲切和有秩序的世界——这是世界上的一个岛，却又与世界隔绝。不过，人们还是认识到围墙之外的白然形式和景观显然是不同的。劳伦·依斯莱（Loren Eiseley）说过：“人们还不知道自己是和野生世界紧密联系着”。这种花园象征着一个人工栽培的自然，野生的东西是被排除在外的。的确，只有那些相信自己可以与自然分离的人需要这样的花园。对于泛神论者来说，自然本身是最好的花园。
每个世纪你都能看到一种影响力的转变，到了18世纪即第三阶段，这种影响力转移到了英格兰，那里开始出现了现代的观点，但还未达到真正的全盛时期。人们相信，人和自然的某种结合是可能的，这种结合不仅能创造而且能加以理想化，一批风景建筑师利用这一时期的作家和诗人的幻想、画家的想象，以及来自东方学家（Orientalist）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提供的完全不同的有关秩序的启示，继而又通过后继者威廉·肯特（William Kent）、汉弗莱·雷普顿（Humphrey Repton）、兰斯洛特（“能人”）·布朗、尤维得尔·普赖斯（Uvedale Price）、佩恩·奈特（Payne Knight）和威廉·森斯通（William Shenstone）等人的努力，终于把英国杂乱的地形和景色变成我们今天见到的美好的样子。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将整个景观改变得如此完善，这是西方世界最伟大的艺术创造，而它的经验至今仍鲜为人知。
18世纪的英国风景建筑师，他们“越过围墙，看到整个大自然是一个花园”。在围墙外面，“人们眼前是一个新的世界”。这种飞跃是随着活动领域的扩大，新的自然观驱散了老的自然观，新的审美观得以发展后才发生的。
最初的农村到处是荒山秃岭，农业也极为落后，还保持着中世纪的小土地所有制。最后新的风景传统使整个乡村复兴起来，这种美好的形象一直持续到今天。事实证明了肯特、布朗、雷普顿和他们追随者的预见，他们缺少生态科学知识，采用本地的植物来创造群落，很好地反映白然过程，使他们的创造物持续至今并能自生不灭地生存下去。
从功能上看，这种景观的目的是要造就一个有生产力的、良性运转的环境。山顶和山脚种植森林，河谷覆盖大草地，并在其中建设湖泊和弯弯曲曲的河溪。这种新的景观促使产生了广阔的草地和牛、马、羊群。森林提供了有价值的木材（伊夫林（Evelyn）早就痛惜过森林的缺乏），并维持猎物的生存，而草原上自由分布的矮树成为牲畜躲避阳光的地方。
考虑到造船的需要，最好种植橡树和山毛榉，其树形最为高大，但是需要从小树开始种植。但在北坡土层薄的地方以及高处，不适于种这种树，应种松树和桦树。河道两旁种杨树、柳树更为增色，而低洼地宜于芳草和草甸花生长。
不过，要达到这一目标，远比单纯的功能复杂。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e），波辛（Poussin）和萨尔维托·罗莎（Salvator Rosa）绘制的许多罗马四郊平原的风景画是歌颂自然的颂歌，它使诗人和作家们着了迷，从而发展成一个理想的自然的概念。这种关于自然的概念在中世纪的景观中显然是不存在的。它毕竟是种创造。其主导的原则是：“自然是最好的园艺设计师”，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生态学的观点。围墙内花园里装饰性的园艺技术被人蔑视，早期的生态学观念代替了它。唯有低洼的草地是由人工技艺栽培的，其他组成部分保持自然状态。把自然中具有引人注目的和美感特性的东西开发利用起来，真实地表现自然，但是首先出自于观察自然。
自然本身产生了美；人们放弃了文艺复兴时期简单的几何图形（并不是图形简单而是头脑简单的表现）。“自然厌弃直线”。在东方，则把美建立在内在的不对称平衡的基础上，这也肯定了以上这种观点。18世纪时景观开始了革命，排除了古典主义的形式和强加的象征人和自然结合的几何图形。
这种传统在许多方面是很重要的，它在景观中树立了以应用生态学作为功能和美学的基础。的确，在现代建筑宣言“形式追随功能”——提出以前已被18世纪的概念所取代。在那种观念中，形式与过程是单一现象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这种观点由于影响范围很大变得十分重要。回想起当要求“能人”布朗承担爱尔兰的一项工程时，他回答说：“我还没有把英格兰搞完呢”。其重要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事实上这是个创造。这里的风景建筑师，如同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为一块病态的土地带来生机和美丽。人是懂得自然法则和形式的艺术家，很好地加速了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今天谁能辨别人工加工的和未触动过的自然的区别呢？是大自然完成了人类的工作。
这个传统很难找到它的毛病：但必须看到人们普遍接受它的生态学和美学原则，而实现这一原则的行动只限于特定的范围。这种原则本质上反映了基于牛、马、羊的农业经济。它从来不针对城市，城市在18世纪仍保持着文艺复兴的原型，只是在城市的广场、公园、绿带和自然的植被等方面和18世纪以前的城市是有区别的。
否认自然是粗野的、恶劣的破落的天堂——承认土地是生命的环境，它可以变得富饶而美丽，这是西方世界伟大的根本性的观念大转变。这无疑会有一些奇怪的鼓吹者；他们的脑子里充满了高贵的野蛮人的幻想和许多其他的观点，就像一些满脑子极度浪漫主义的隐士一样站在岩洞和破碎的希腊瓶瓶罐罐旁边，但这代表了早期生态学，它的实践家们比理论鼓吹者更有理解力和能力，从而一直坚持到现在。
不过，这种完全新奇的观点，对所有要打开一个伟大的自然宝库的人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但是，一直到19世纪中叶它才进入美国人的意识，当时安德鲁·杰克逊·唐宁（Andrew Jackson Downing）鼓吹哥特式建筑的偏见已到了最后阶段。一直到19世纪末，英国风景的传统才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泰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很好地宣传提倡，但这已太晚了，不能深刻地影响美国的时代思潮；美国西部已开放，大规模的劫掠一直没有停止过。不过，由于有了这种生态学的观点，美国国家公园体系、两旁种草种树的林园大路、学院的校园以及充满人情味的郊区都应运而生了。
但是美国的风格只有一部分是受到伟大的18世纪经验的影响。占统治地位的意图是征服自然，由此而形成的结果，不是证明其自身的掠夺性，就是表现为头脑简单的欧几里得几何图形。18世纪的景观传统只是保存在那些保留着自然美的专用地中，以及在那些小而珍贵的、作为城市补偿的绿岛中还能看到。
还有一种比以上这些传统更古老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统。不过，它的观点十分与众不同：它源自教，被西班牙和西班牙-美国传统吸收应用。从9世纪至12世纪，摩尔人（Moors）开化了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证明了他们具有落后的欧洲邻居梦想不到的文化。他们经受得住野蛮的十字军的讨伐，但在西班牙他们屈从于查理五世大帝），他毫不留情地破坏了艺术和建筑，用西班牙文艺复兴的狭隘粗俗的东西来代替它们。
教对自然的态度，实际上和查理五世的野蛮态度同出于一源。两者都来源于《创世纪》。摩尔人把重点放在第二章上，奉谕来装饰花园并维护它，人是花园的掌管人，他们相信人能够制造一个天然的花园，天堂能由聪明人创造并由艺术家来实现。甚至天堂里的花园都带有城市形式的成分。
这种亚洲人的非基督教的最为仁慈的观点渗透到西班牙人的思想中去。由于它特别巧妙地适应了干热气候，因此一直坚持到今天，而且创造出一种直截了当的美丽的形式建筑形式。最为光辉的实例有：以装饰豪华著称的中古西班牙摩尔人诸王的宫殿，阿尔汉布拉宫和吉纳勒尔菜夫花园（Genera life）。但是伟大的传统现在已差不多消失了，而目前给人的印象是美术学院派（Eco des Beaux Arts）的那种颓废的城市形式组成的，并受到新的不协调的国际建筑风格的侵扰。
最后一个阶段包括19和20世纪。这种观点极大程度上代表了旧时代征服自然的态度。但是，这时采用了威力越来越大的工具来征服自然，引起了对社会公平忧虑的不断增加但是对于土地来说，至今还没有什么改变。我们看到的是弱小的萎缩的原始动物的后代，它们得到的食物相当可怜，随意杂食腐烂的动物尸体、植物的根茎、禽蛋，偶尔能猎杀的一些猎物，对仁慈自然的养育，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敌意。人类的本能和天性（曾维系过他的类人猿祖先以及后来的人类祖先的经验知识）已消失了，而人类祖先的脑子当时还不足以令他从“丰饶角”取得足够的食物：因此他的敌意增加了。今天，人类能从土地的恩赐中得到好处和乐趣，但是他的敌意还如退化了的尾巴或阑尾一样保留着。
我们的信条是很明确的：人是具有排他性的神，被给予支配、主宰地球的权力。在阿伦·戴维·戈登（Aaron David Gordon）为了犹太复国主义提出所谓犹太人回到故土上去再发现上帝之前，犹太教就已信奉这种观点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引进了超世俗、修来世的习俗，它只是使古老戒律中诸训喻引发的后果更加严重。现在尘世上的生命被看做是今后生命的准备。世界和自然是物质的，它们成了魔鬼的觊觎。这是个堕落的世界，因此从伊甸园掉了下来，自然分担了人类的原罪：实际上这是指自然是人类的诱惑物，以及人从天堂降落凡间的原因。还有两种相反的观点：邓斯·斯科特斯和埃里杰纳谋求通过自然显示上帝的存在，而阿西西的圣芳济谋求去热爱自然而不是去征服它。但圣芳济的这一观点没有很好地被接受，他死后，他的圣方济会被交给了基督教世界中最腐败的一个人。
在耶稣教新教运动中，有两种明显不同的观点。路德教徒（Lutherans）强调上帝随时随地都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需要的是感觉和领悟而不是行动。相反，加尔文教徒（Calvinists）决心要完成上帝在地球上的工作，通过神圣的人的工作拯救自然，加尔文相信他的作用是要征服世俗的、无理性的自然，使它屈从于上帝的信徒——人。
细读这几段文章后，你会看到两种明显相反的论点。同样是闪米特人，同样生活在干旱和恶劣的环境中；他们的宗教观都出自于《创世纪》的同一来源，但对于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却发展出两种很不相同的观点。第一种是以教为代表，强调人能在地球上建造天堂，使荒芜土地开花结果，他们将成为创造者和管理者。但犹太人和后来的基督教则强调征服。
18世纪时，把全部自然看做是一个大花园的观点在英国发展到使人吃惊的鼎盛程度：人能使土地顷刻间富饶和美丽起来。这种新观点使英格兰在个世纪内消除了中世纪的穷困面貌，改变了它在欧洲农业最为落后的地位而成为欧洲领先的国家。不过，同样是在英格兰，人口中主要是英国圣公会教徒（他们的观点更多地和路德教相似，而不同于加尔文教），它成了工业革命的摇篮，成为征服和掠夺自然的先驱。
还要提一下永远无法完全压制住的、离经叛道的异教徒和无宗教信仰者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先在古希腊出现，以后广泛地在罗马流传，中世纪时还有其痕迹（在基督教节日举行的庆祝活动中还保留着某些他们古老的内涵），还有18世纪自然主义者的观点。在今天我们称为“保护运动”中，这种对往日的追忆还极为强烈地持续着。似乎可以肯定，无论哪种宗教都要追随某种信仰，它们热爱自然，抚育和爱护自然，而在犹太教或基督教中自然没有获得什么地位。
在荒芜的地方或在简单的聚居地，犹太人的态度对自然很少有直接的影响。在中世纪基督教会中相同的态度也很少有影响。中世纪的城市在城墙里面挤成一团，而围绕它们周围的自然如同茫茫大海。在城墙里面，拱顶高高耸起的庄严的哥特式建筑内响起了赞歌，但是白然没有受到影响。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观点的基础上，或者说在人与自然关系很不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美丽的花园。这些花园（如果不把它们作为抽象的象征）仅能使人感到愉快。但是在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又高谈阔论着同一议题，人们对这一伟大的幻想开始害怕起来。一些支持者们似乎看到即将来临的地球末日，把他们的征服者的信条带给了别的民族以及所有等待开发的土地。
18世纪产生了新的观点——自由人：这一变革影响到了一个国家，但对分散到世界各地掠夺土地的所有的“征服者”的态度来说，没有丝毫的改变。这种观点确实不足以安抚下一代英国人，他们如此热衷于鼓吹工业革命。假如斯托（Stowe）和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劳谢姆（Rousham）和利斯奥（Leasowes）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象征，那么曼彻斯特（Manchesters）和布拉德福德（Bradfords）等工业城市中环境恶劣黑暗的工厂是它们后继者的代表。
这就是我们继承的许多破烂的古老观点，这些观点大多数出自于无知，使人产生恐惧和敌对情绪，肯定会产生破坏，无助于创造。让我们看看人形外表内绝对以人自身为中心的自私本性，你会看到人是破坏者、原子炸弹专家、砍伐森林者、不顾一切的采矿者，他使空气和水质恶化，破坏整个野生物种：只会令开推土机的驾驶员满意，愈加丑化了环境。
到这块大陆来的早期殖民者确实是在哥白尼学说产生以前，但他们的无知不能成为我们原谅自己的借口。对他们的掠夺行为如果感到可悲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天赋似乎就是向自然开战；他们决心要征服这一敌人。他们没有觉察到这和耗尽他们自己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家乡故土上的资源同样是无知的，是完全一样的掠夺。他们继承的传统和观点认为：自然是无人性的、粗野的、荒凉的，是充满物质欲、和情欲诱惑的场所，是与热望神圣完全相反的。我们应很好地问一问这种惊人的错觉是从何而来的，这是所有观点中破坏性最大的，这证明他们在侵略中带有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他们所碰到的土著民族没有产生过这种愤恨自然的观念。他们对于人类的命运和义务具有不同的观念。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不同民族的祖先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他们带给这块沉睡大陆的不同信条。今天我们能看到这些观点的结果，也就是记录在土地上的我们的制度和城市。其中许多看起来是非凡的，证明了这个民族的伟大。这里是唯一一个社会革命获得成功的地方。正义的俄国革命的幻想破灭了，半个世纪后，追随俄国式革命的中国也一无所获。法国革命没有结果，阶级矛盾依然存在。伟大而光荣的麦迪逊（Madison）和汉密尔顿（Hamilton）、杰弗逊（Jefferson）和华盛顿（Washington）设计了第一个成功的社会革命。从某些方面看，这个革命的好几个方面还不完善，但是它仍然给世界留下了一个伟大的例子。
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产生了一些反面的问题。就在这同一时期，当殖民的人流和流亡者们勤奋工作并发挥他们的独创性，劳动成果的分配不断增加时，这里却发生了世界上空前的、非常严重的资源掠夺。不仅如此，这些所作所为产生的后果在城镇中都能看到，这些城市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丑陋和最庸俗的场所。而许多较小的国家，如瑞士、挪威和荷兰，能为世界提供许多优秀的管理土地和城市建设的例证。
对世界上最后一块伟大的“丰饶角”的洗劫产生了看得见的后果，出现了人类从未有过的、最大的、最不人道的和最难看的城市。这是对美国实验（American experiment）的最大控诉。贫穷能对粗俗起到很大的限制作用，而富有能使这种粗俗泛滥，但仅仅这一点是不能解释美国的失败的。显然，正是由于极度的无知导致我们没能为自由的土地创造一个美丽的面貌，没能为勇士们的城市和家园创造富有人性的更能适应人类生活需要的形式。
〇本文选自《设计结合自然》第八章“价值观”，麦克哈格著，芮经纬译，2006，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