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Landscape）在不同学科中有大相径庭的含义，进而导向诸多迥异议题。如在地理学领域，景观主要指客观的景色空间，故实地测量、制图分析和图像解释等成为分析空间布局的工具。又如，在历史学领域，学者用文本解读与实地调查的双重方法为景观作传，即分析景观的历史演变。而在心理学、社会学、建筑学等领域，除了客观的空间实体以外，主观的景观体验也被纳入考察范围。景观学在二十世纪中叶成为独立学科，继承过去景观概念的复杂性，成为一门汇聚众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本专题的前两篇文章选取景观研究的早期经典，以揭示这一领域的源头。霍斯金斯的《英格兰景观的形成》被认为是欧洲学界景观研究的起点。同一时期，杰克逊创立《景观》杂志，被认为是美国学界景观研究的先驱。相比于前两篇，第三篇文章在更长的时段范围内，考察十六至二十世纪欧洲人对自然的价值观变化，以突显景观的主观性。鉴于景观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本期专题尝试选择更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及其著作，以展示其复杂性与多样性。本专题的第四、五、六篇文章正是将景观学分别与城市规划设计、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结合，彰显不同领域间的张力。另一方面，本专题的最后两篇文章，聚焦中西历史上的具体案例，是为了尽可能涵盖全球范围内不同时期和地区的景观，使读者们对世界景观的魅力有所感知。
汪利平，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研究中国区域社会史和城市史。在《中国社会科学》、《亚洲研究》、《国际汉学》等权威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顺治六年（1649）十月，苏州文人尤侗（1618—1704）正在从家乡去浙东的路上。尤侗此行需经过杭州，但他原本不打算滞留，而是直接到杭州城南郊的渡口去过钱塘江。不过，他在等船之际突然改变了主意，反身向西北走了几十里山路去游览西湖。尤侗说，是西湖在晚明的盛誉让他临时忍不住游兴大发：“往余少时，客从湖上来，辄夸苏堤杨柳袅袅随风，夹岸桃花剪绡裁锦，闻之心醉，有小腰人面之思。”但是一到西湖他的幻想就破灭了，因为呈现在他面前的竟是一片残破景象：“（桃柳）今乃为官军斩伐都尽，千丝万絮无一存者，荒草之中，断根偃卧而已；遥望湖心亭倾欹，几欲坠水，四周台榭，半就湮芜，昔之锦缆牙樯，香车宝马，紫箫公子，红粉佳人，不知化为何物！眼前所见，唯有寒鸦儿点梳掠斜阳，征鸿数行哀鸣孤渚者。”
我们不能把尤侗的哀叹看成是借描绘残山剩水来抒发对明朝覆亡之悲哀的遗民情怀。因为尤氏不是明遗民，他早在1645年就已参与新朝的科举考试，并随后入仕。与其说他表达的是浓重的怀旧情绪，毋宁说是西湖美景不再这一事实给他带来的强烈震撼。让他惊诧莫名的是这处天下名胜的濒临消亡居然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眼前所见的衰景与他在家乡听游人归来夸耀的美丽西湖之间只不过相隔了十来年。而他与新朝的合作态度应该说更让他对西湖的残破景象缺乏心理准备。尤侗的失望和哀叹引出的问题是，西湖的景观环境为什么会受到破坏？景观的残破与明清易代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从另一方面来说，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有着尤侗所不具备的后见之明。我们知道西湖不仅没有像尤侗所哀叹的那样死去，而且它的存在仍是今天杭州成为中国最吸引人的城市之一的重要因素。然则西湖由衰转盛又发生在何时？促使这种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本文试图由这些问题出发来从环境史与文化政治史的角度探讨西湖在清代所经历的变迁。
中外学界对中国环境史研究已有一定的开展，不过有关著作多是针对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和较长时段的环境变迁。环境变化通常是被看作主要是自然与人力互动的结果，学者的考察也侧重于缓慢的渐变过程。相比之下，本文所考察的西湖是个较小范围的水体环境，而关注的时段也集中在1689—1730年间。通过探讨这样一个微观环境在短时期内发生的突变，本文希望能够凸显城市景观作为人工环境与原始自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像杭州这样的历史古城，其环境都经过少则数百年多则上千年的人为改造，故而后人面对的问题主要是来自前人长期对环境的控制和利用。西湖不但早在千年以前就已成为杭州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处名胜更是承载了极为复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象征。因此，西湖物质环境的变化就不仅仅缘于人们对其实用功能的规划和治理，更是与特定时代如何认识其文化价值有着直接的关系。探讨西湖在清初经历的变迁正可以使我们注意城市环境与特定时代文化政治大局之间的关系这个重要议题。
要理解西湖这处名胜在清代的兴衰，我们首先有必要回顾它此前复杂的历史。西湖从一开始就是杭州城市环境的关键，可以说它的形成与杭州城市的成长有着共生关系。据前人研究，西湖最初只是一个礁湖，随潮涨潮落而出没不定，它真正成为一个淡水湖是在隋唐时期。当时开通的大运河使杭州处于连接北方与钱塘江流域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得以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但是，当时杭州距海岸线很近，市内地下水苦咸不适于饮用。近旁的西湖由于可以汇聚附近武林群山的溪流，当时人就构筑堤坝将其改造成对杭州城极为重要的淡水库。这个水库除了为杭州城提供淡水，在缺雨时也可以为周围农田灌溉供水以缓解早情。
与西湖的水利实用功能相关，自唐代以来它也成为贤良士大夫任职杭州讲求水利的关注点。唐代有刺史李泌凿暗渠将甘甜的湖水引入城内。白居易任职杭州刺史时曾维修湖堤,并立下碑文，规定根据灌溉所需的放水量。作为一个水库，除了西湖的堤坝需要不时维修以外，也需要时常采取措施防止湖底被葑草和淤泥填塞。建都于杭州的吴越王国曾设有撩湖兵千人专门从事浚湖。此后西湖对杭州的重要性也使得地方官员常常将西湖水利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这方面最为著名的是苏轼。在其第二次知杭州府期间（1089-1091），西湖水面因为葑草滋生和淤泥沉淀而日益萎缩。苏轼向朝廷说明西湖对杭州的重要性，并说服朝廷提供经费来疏浚西湖。苏轼高明地决定用挖出的淤泥在湖中筑成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堤,并在其间建有六座桥，以利湖水流通。这条长堤不但方便了西湖南北两岸通行，而且也因为它把西面分割成两部分而使景观更有层次。长堤上种植了桃柳，以利用其根系来巩固堤身，但也同时为湖光山色锦上添花。这条因苏轼而得名的苏堤从此就成为贤良土大夫讲求水利善政的一段佳话。
不过白居易和苏轼为西湖所作的不仅仅是维护其作为杭州水源的实用功能，他们本身在士大夫文化中的偶像地位对西湖成为名山胜地也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如果说是作为刺史的苏轼从物质上挽救了西湖，那么作为诗人的苏轼才是真正将西湖从无数的水库之中升华成为一处风景名胜的文化英雄。用一位晚明文人的话说，西湖是“因人而名”的景观。苏轼在杭州所作的三百多首诗，大部分是关于他在西湖上的游览活动，他是第一个将西湖与出身不远处的美人西子联系起来的诗人：“湖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自唐至宋，文人墨客模仿白苏二人所作的西湖诗文不可胜数，反复的吟咏使西湖成为士大夫文化的一个重要地标。尤侗告诉我们，西湖在明末清初士人心目中早已是一个具有诗词和书画多层审美含义的空间：“于诗中见西湖焉：‘晴光潋滟，雨色空蒙’是也；于画中见西湖焉：‘柳浪闻莺’、‘花港观鱼’是也；于梦中见西湖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是也。”
但是，对西湖的命运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它也曾与南宋君臣的偏安一隅、奢侈堕落，以至于亡国有着撇不清的干系。南宋之定都杭州，使这个原来的小小郡城迅速膨胀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当时杭城有谚语称：“南柴北米、西水东菜。”也就是说，西湖水与来自钱塘江上游的柴薪、太湖流域的米粮，以及杭城东郊的蔬菜一起，为维持多达百万人口的生存所必需。西湖的维护因此受到了南宋官府前所未有的重视。浚湖工作成为常规，使湖水面积保持在方圆三十里的规模。朝廷并禁止向湖中抛弃垃圾以保持湖水清洁。但是，在作为杭州饮用水源的同时，西湖也成为了南宋君臣荒淫享乐之地。湖面上各色游船星罗棋布，湖畔处处有皇室与达官贵人所建的离官别墅。西湖的美景因此与南来朝廷不积极寻求收复失地联系起来。一位南宋士人所作的诗很尖锐地表达了当时人对朝廷沉湎于享乐不思恢复失地的批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诗很快就变得与苏轼对西湖的赞美同样有名面南宋最终被元灭亡以后，美丽堪比西子的西湖更被看成如同那位美人一样是以美惑君王致其亡国的祸水。
西湖并不止是在南来灭亡以后背上了一个坏名声。被认为在王朝兴衰中扮演了负面角色对西湖的生存造成了实质性的威胁。不但南宋时的名园别墅早已在蒙古征服之后湮灭，甚至西湖本身也在相当时期内消失。据明朝中期的当地学者田汝成说：“元惩宋辙，废而不治。兼政无纲纪，任民窥窃，尽为桑田。”正如 Keith Schoppa对湘湖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在江南这样人多地少的地区，地方豪强常常以围垦官湖来获取新的土地。一旦西湖失去了官方的保护，它就很快遭到人为的蚕食。到明初，被围垦的湖面更有相当一部分被登录在税册，因此成为合法的地产。田氏描述明代的西湖：“苏堤以西，高者为田，低者为荡，阡陌纵横，鳞次作义，曾不容刀。苏堤以东，萦流若带。”也就是说，苏堤以西的里西湖已经完全消失，即使是苏堤以东的外湖也因围垦和缺乏疏浚而仅仅剩下浅窄的水道。
西湖的这种名存实亡的状况持续达两个多世纪之久。其原因之一是来代以后海岸线变化使杭州不再受海潮的直接冲击。市内地下水不再苦威，所以不再需再像隋唐时期那样依靠西湖水作为饮用水源。但是西湖仍然是杭州市内运河系统最为重要的水源。西湖的消失对杭州的市内交通运输和市面繁荣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明代自宣德、正统年间起就有官员倡议湖，然而一直遭有力者阳止。直到1508年，果敢有为的知府杨孟瑛“锐情恢拓，力排群议”，向朝廷请求将此湖重开。杨氏将历年围垦的田地还原为水面，基本恢复了南宋时代西湖的规模。不过，杨氏的工程只是恢复西湖作为杭州水库的功能，至于西湖风景的美化则要迟至半个多世纪之后。晚明时期，士大夫在文化上十分张扬，而游览山水名胜则是他们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掌管江南织造的宦官孙隆出于希望被士大夫接受的动机，在1590年间接受地方官员的劝说，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来修整西湖上的堤桥和寺观，并种植花草树木。经孙氏美化以后的西湖很快成为土民趋之若鹜的游览胜地。
在晚明这样一个ト正民所谓的“享乐的困惑”时代，在西湖游玩成为一时风尚。文人士大夫不但享受西湖的美景，他们也力图通过书写来从文化上占有这个公共空间。当时一个普遍的做法是将西湖比喻为一个妖娆的美女，而游湖则被与美女调情相提并论。明末纨绔子弟张岱将这种倾向说得十分明确：“西湖如名妓，声音笑貌皆美。而依门卖笑，人人可近而狎之。”而明朝因外族人侵而灭亡之后，清初人们在沉痛检讨中多认为士人玩物丧志是亡国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西湖似乎将不免重蹈其宋亡之后的厄运。
从物质的层面上来说，尤侗在清初所见到的残破西湖并不是因为它遭受到了征服战争的直接破坏。当清军压境之际，驻杭州的明军选择了出降献城而非坚持抵抗，西湖因此得以幸免于沦为战场。但是，清军人主的特殊方式很快就威胁到它的继续存在。自1648年起，杭州就成为设有八旗驻防营的省会之一。杭州驻防是八旗将士通过圈占杭州城内紧靠西湖的钱塘门至涌金门的地区来设立的。清初驻防杭州的八旗将士每人拥有至少三匹马，因此驻防三千多人，马匹总数应该达一万以上。旗人将近在咫尺的西湖当作方便的放马场地，湖上的桃柳等树木也被他们尽数砍伐为柴薪。这些树木的存在不仅对西湖的美观有很好的效果，他们更实用的功能是以发达的根系来固结堤岸的土壤。一口树木被砍伐殆尽，湖上的堤岸就因土壤流失而变得残破不堪。
这种情况在清廷忙于明遗民的抵抗以及此后的三藩叛乱时期一直持续着。而即使在清廷成功地平定了东南以后，西湖的环境也并没有像通常想象的那样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和清朝统治的巩固而逐渐改善。清初地方官基本没有为维护西湖做什么努力。除了缺乏资源以外，这也与官方对西湖的矛盾态度很有关系。例如，1684年被康熙派来“实心任事”的巡抚赵世麟曾积极设法改进杭州城的状况，包括疏浚城内的运河和维修城墙。但是他的努力只限于城内，而并没有涉及西湖。事实上，他曾发布告示禁止百姓游湖进香，认为这有助于重整社会秩序和道德。官方的疏于保护使西湖又一次成为围湖造田的目标。经过儿十年的查食，西湖水面再度严重萎缩，而即使是剩余的水面也由于长期得不到疏浚而日益淤浅，杂草从生。
让西湖的前景出现转机的是康熙皇帝的南巡。康熙的首次南巡在1684年，不过这一次的南下只限于江苏而没有去浙江。在此后的1689、1699、1703、1705、1707年五次南巡中，他都临幸杭州，而正是在这些南巡中，康熙逐渐“发现”了西湖复杂的文化意义，并以自己的方式对之进行了阐释。康熙南巡的意义在前人的研究中已经有过讨论，学者们关注的主要都是康熙如何通过南巡来考察水利和吏治。本文则提出我们也需要注意南巡的另一面，即这些访问汉文化中心地区的旅程，也是康熙在江南精英心目中树立其圣王形象的重要途径。南巡不仅仅是寻求解决行政问题的途径，它更应该被看作是清帝建立与汉文化亲和关系的有效手段。与在京城中的日常执政不同，南巡为康熙提供了在汉人精英文化的核心登常人室、施展手腕的好机会。
众所周知，对儒家经典和汉文诗文技巧的掌握需要长时间的学习，而康熙在南巡之前已经很有心地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十年以上的训练。自1670年起，康熙就给自己定下了十分严格的读经课程，并指定熊赐覆和李光第等名为侍读官。除了以隆重的典礼来正式读经，康熙也认识到诗文写作的重要。为此他作了非正式的安排来学习书法和诗词。1671年，他降旨选择数位博学工书者为文学侍从供职南书房。这批学者中包括了当时最具盛名的文人如王世贞、朱彝尊和方苞等。或许不是偶然的，康熙对诗文的兴趣使他与来自杭州的文人高士奇（1644—1704）有了密切的联系。高氏出身微寒，但杭州的文化环境仍使得他于诗文书画。他于康熙初年襆被入京，以偶然的机会进入宫中，并被康熙赏识。1672年，他成为最早的两位南书房待从之一。高为人机灵并且善于奉迎，很快就成为康熙最为宠信的文学侍从。康熙正是在已经具备了诗文技巧，并在杭州人高士奇的陪同下踏上了他前三次南巡之路。
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来看，康熙历次南巡显示出他对汉人士大夫文化的把握和运用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由于江南是公认的温柔、奢华之乡，帝王巡幸江南特别容易引起人们对其迷恋享乐的忧虑和批评。因此，我们看到康熙在第和第二次南巡期间，很注意将自己标榜为一位勤于政事而对消闲不感兴趣的君主。这并不是说他完全避开了对沿途风景名胜的游赏，因为那是康熙南巡中向汉人精英展示其文化修养的必要内容。首次南巡中，康熙到访了镇江金山和苏州虎丘等几处江南名胜。但是，他在这些场合总是小心防止人们把他的游赏与休闲活动相联系。在与侍从的谈话和自己的诗作中，康熙都重复说他是“勤访民隐，不为观赏河湖之胜” 康熙希望防止他的南巡被看成享乐与他对西湖的态度很有关系。在他第二次南巡临幸杭州的六天中，他主要将时间花在此后成为皇恩浩荡成例的活动上：大赦罪犯、赏赐南巡中出力的士兵和民夫、视察驻防营并赏赐旗人宴会和礼品。他只简短临幸了西湖附近的几处寺院。即使是这样，康熙还觉得有必要立即向随从的官员进行解释：“朕因祭祀禹陵经过杭州，实虑人以朕在此游观。”而西湖为奢华享乐之地的名声显然是使康熙格外担忧的原因。当地方官员们请求康熙在杭州多住数日时，必赢官网他认为多留未免给人机会散布他耽于享乐的流言，因此加以拒绝。康熙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对西湖表现出矛盾的看法。他与任何清代文人一样对杭州作为南宋都城的历史很熟悉，他也定听说过西湖在晚明又一次成为文人士大夫的游玩场所。康熙此时似乎还不清楚如何对待这样一处声名赫赫而又大有问题的山水景观。
康熙的第二次南巡与第三次之间相距十年，而这十年中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康熙在这段时间在北方成功地遏制了沙俄的扩张，他对准噶尔的亲征也取得了胜利。随着清帝国的版图日益扩大，康熙也成为更有自信的君主正是在这个时期，他显示出了对西湖的新看法。在1695年，他据说是“随意”以所学的董其昌书法风格作字两篇，一为《兰亭序》，另一篇则是鲍照长达480字的《舞鹤赋》。《兰亭序》很快被刻碑立于那场雅集的发生地绍兴，而康熙降旨将他的《舞鹤赋》刻碑立在隐士林逋曾住过的西湖孤山。如此这般，原本在时空上与西湖毫不相关的《舞鹤赋》就被与这片山水拉上了关系。这样的移植巧妙地突出了西湖与林逋之间的关系。这位因忠于吴越国而拒绝仕宋的隐士终身未婚在孤山上种梅，并以两只仙鹤为伴。隐士、梅花、仙鹤，这些要素的结合使林逋成为清高的象征。到明、清时，林逋和他的“梅妻鹤子”已是江南民间日用和工艺品装饰上常见的题材之一。将鲍照所颂扬的舞鹤与林逋的仙鹤相连，就巧妙地表现出康熙对西湖看法的调整。西湖在他眼里不再是个使人堕落的景观，而是清雅的隐士的故乡。
数年后，康熙帝在第三次南巡中表现得明显与前两次不同。随着他将帝国的版图扩展到元代之后最大，他也准备好了对江南新一轮的征服。只是这一次征服的手段不是刀剑，而是帝王的汉文化修养。这一次，康熙在旅途中显得相当悠闲，有皇太后和几位皇子伴随，并允许地方上更为铺张的接驾。他显然不再只满足于以一位勤政帝王的面目出现，而是对更微妙的汉人士大夫文化趣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游览山水成为他玩文化游戏的一个醒目内容。
这一次康熙在杭州停留了八天。除了视察驻防和施恩于平民百姓，康熙花了很多时间来游览杭州城内外的景点。他游览了西湖数次，并像文人那样写下了不少即景诗。他的诗与上次在西湖所写的诗很不同，不再有那种对游览山水的焦虑感，实际上“闲”字竟出现在他所作的一首游湖诗中：“湖心亭闲揽。”康熙对登临山水态度的改变与他对西湖这一景观的新看法有直接关系。他在一首诗的题目中将这个新看法表达得相当清楚：“宋臣苏轼开湖，建堤蓄水，杭人得利。为官者不正应如此乎？”这样，西湖不再被看作腐朽荒淫之地，而是被认作一个有利于民的官方工程。同样重要的是，西湖的这个正面形象是通过对苏轼的赞扬来实现的。康熙对苏轼的赞扬显示了他对西湖的文化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苏轼代表了一种对山水景观的享受，并非腐朽衰弱的审美观。相反，苏轼的所作所为表明个人的享受是可以与公共利益完美结合的。这种意识上的认同显然使得君主可以对西湖山水表示欣赏。很可能高士奇对他故乡山水的文化意义向皇帝进行了非常到位的解释，因为从此西湖变成了康熙在南巡中写诗最多的地方。在第三次南巡中，康熙在西湖一共作了十四首诗，相比之下，他在同样著名的金山和虎丘只各作诗一首。
康熙游览西湖并写作山水诗，当然不只是为了他个人的享受，更是对这个文人士大夫文化的关键地标公开表示赞赏态度。在以诗来认可西湖与苏轼的联系的同时，他也用书法来认可著名的西湖十景。他所写的十景是：苏堤春晓、双峰插云、柳浪闻莺、花港观鱼、曲院风荷、平湖秋月、雷峰夕照、断桥残雪、南屏晓钟、三潭印月。与苏轼对西湖的整治不同，西湖十景形成于南宋，并且与朝廷对有关西湖山水的诗画创作的赞助有直接关系。到南宋晚期，宫廷画家对西湖的描绘日益精致，他们不再满足于画西湖全景，而是将西湖的美感表现在一组精选的片断上，并且以诗意的语言作为每一幅画的标题。十景将人们的注意力弓导到堤、桥、塔等人工建筑上，因此彰显了西湖的人文景观性质。由于十景被广为传颂，自南宋以来它们就成为人们对西湖景观想象的标准。康熙认为可以赞赏西湖十景的原因，有可能是这些景观的艺术表现与南宋因沉酒于享乐而亡国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为这些景观不是去广告西湖上的奢侈炫耀和商业活动，而是指向山水中清幽和典雅的方面。十景也强调山水与宗教和心灵的联系：其中有一些景名，如“雷峰夕照”和“南屏晓钟”与佛教寺院有关，也有富有道家意味的名目，如“柳浪闻莺”和“花港观鱼”。因此十景可以超越南宋而被后人看作是代表西湖四季晨昏不同的山水之美。
不过，康熙能自信地使用源自南宋的景观审美，更可能是因为他认识到西湖不应该为南宋亡国负责。虽然奢华无度和荒废政事通常被认为是朝代衰亡的主要原因，南宋的情况更与地缘政治有关。对南宋朝廷在西湖玩景丧志的批评总是与杭州本不应该被当作都城的看法相关。正如陈亮在12世纪所说，偏居东率的杭州不具有如北方都城那样的王气。南宋偏安于此就会失去政治合法性。换句话说，西湖的问题不在于它的美丽，而在于它距离南宋京城太近。君主是否能够正确欣赏西湖取决于他是否能据有中原王气。康熙有资格游赏西湖正是因为他在南巡中临幸杭州而不是定都于此。作为一位牢牢控制着中原并积极扩张疆域的君主，康熙完全没有南宋君王的弱点。他的优势地位使得他可以用手书十景之名来展现自己的优雅情趣。
不过，对康熙的同时代人来说，皇帝手书的十景名称只是个肯定西湖的象征性举动。因为他的书法完全不反映西湖当时的物质状况。除了当地官员为迎驾而临时安排的一些装饰，西湖到当时为止并没有得到清代地方政府的任何治理隶熙所看到的景观实际上应该与尤侗所见的相差无几。更有必要指出的是，南宋时期所谓的十景并不是具体的景点，而只是画家的艺术表现。它们与当时西湖的景观只有含糊的方位对应，而完全不是对确切地点的客观描绘。晚明太监孙降也没有根据十景的意境来美化西湖。所以，康熙不可能是被眼前具体的西湖十景引得挥毫大书其名。相反，是他以帝王之尊对西湖的肯定改变了地方官对它的看法，从而引发了清代第一波西湖造景活动。巡抚张泰交马上与高士奇合作，将康熙所书十景名称刻碑，并选择与景名相应的地点来建立碑亭。这种做法使得十景在清代被具体化、物质化，从画卷上的艺术表现一变而为真实的景点。当他们无法为有些景名找到相应的地点时，张与高就用他们自己的想象来造景。例如，为了给“平湖秋月”一个固定的地点，他们将白堤旁的一座寺院迁走，在寺址上建造了一个观月的平台来使之与康熙的书法相配。“柳浪闻莺”是另一个不知所在的景名，官员们在湖南岸清波门外找了一处空地，种植了几百棵柳树来使它与景名相符。
康熙在1703、1705和1707年的后三次南巡中都临幸了杭州。在康熙第四次南巡时，杭州织造孙文为迎合皇上对西湖的好感建造了一座西湖行宫。行宫坐落在湖北部的孤山之阳，不但可以一览全湖风景，也正符合帝王坐北面南的规范。行宫的设计与文人士大夫的别墅类似，有多重院落和后花园。康熙接受了西湖行宫，像文人那样亲自为行宫各处书写了额，并赋诗夸耀行官的景色。
康熙皇帝对西湖的欣赏为从政治上肯定这个山水景观提供了依据。在他南巡时期所建的十景碑亭和创造的景点吸引了百姓对皇帝御书的注意。然而，这些新东西只是对西湖的表面装饰，并不是那种足以防止西湖环境恶化的治理工程。在康熙年间，唯一的一次治理西湖的企图发生在康熙举行第六次南巡的1707年。当时为了迎合皇帝对江南水利的关注，杭州地方官对西湖进行了一次疏浚。不过由于这次行动的规模很有限，并没有产生什么明显的效果。地方官员对西湖无所作为与康熙晚年吏治松懈、贪污盛行有很大关系。例如，在1709年，闽浙总督梁在一封密折中向康熙报告说，浙江布政使黄铭在过去两年中贪污了五十万两银子，其中部分银两是来自 1707年的西湖疏浚工程。除了贪污，地方财政经费也严重短缺。1711年浙江巡抚王度昭在密折中报告康熙该省经费短缺二十万两。巡抚向皇帝解释，经费短缺部分的原因是南巡时的仁政。由于皇帝常常下令减免江南和浙江当年的田赋，作为田赋附加税征收的地方经费也因此无法征收。
尽管地方官员在治理西湖方面无所作为，还是有人期望国家采取坚决行动来将西湖恢复宋代的规模。杭州当地文人士大夫早就指出西湖是该城最重要的水源，他们把对西湖的忽视看作杭城在清初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吴农祥是对这方面最为重视的本地文人。吴氏为明末高官之子，因有博学之名而被推荐参与 1679年举行的博学鸿儒考试。后来他又被曹寅聘请参与修撰《全唐诗》。他写作了两篇长文来讨论西湖水利问题。吴氏显然认为西湖作为游观之地的坏名声是它被忽略的重要原因，因此他集中注意力探讨西湖作为杭州城和附近农田水源的实用功能。为了强调西湖水利的重要性，吴农祥批驳了苏轼的“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的著名比喻：“愚以文忠比西湖于眉目，犹浅视西湖也警之人身，血脉治则四肢坚强。西湖则杭州之营卫也。且人身六经为用，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西湖则杭州之肠胃也。眉目而失清扬，未足以为病；营卫不能通水谷，则虽有神医无能救矣。眉目而失清扬，即足以为身累；肠胃不能受水谷，则虽自以为无病，见之者必反走矣。”他指出了治理西湖在行政上面临的儿个障碍。首先是“积习难拔也”。自元代起被侵蚀的西湖水面至清代已有四百多年历史，被围垦而成的田地庐舍早已被当地人认为祖产并辗转售授。若要将其退田还湖必然会引得民怨沸腾。第二是“国赋之难除也”。侵占湖面而成的田产有相当部分在明代已登录黄册，因缴纳税粮而获得国家对其土地所有权的承认。如果要将这些湖荡田地归还湖面，就必须以免除其赋税来取消其合法性，他回顾了明代地方官员历次在这方面的尝试和失败，认为要使朝廷批准将已经登录在册的田亩免去税粮是极为困难的。第三是“国费之难供也”。他讨论了宋代疏浚西湖时地方官员所拥有的决策权和朝廷财政上的支持，认为后代官僚不能有效保护西湖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已没有苏轼那样的自主权和财政资源。他认为治理西湖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对工程规模和经费有通盘安排。
吴农祥的观点显然与一些地方官的看法不谋而合。钱塘县令魏塬也对入清以来国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治理西湖很为关心。魏氏与吴农祥同样十分强调西湖作为水源在杭州整体环境中的重要性，反对将其仅仅视为名胜景观。他写道：“西湖者形胜关乎郡城，余波润于下邑。岂直为鱼鸟之数，游览之区而已哉！”魏塬特地把康熙南巡时在杭州的诗作置于他所编辑的《康熙钱塘县志》卷首，以此来强调杭州与西湖为本朝君主“过化存神之地”。他也认为是行政上的困难导致西湖在康熙南巡后仍然没有被真正挽救。他感叹自己仅仅是个“小邑下吏”“位卑才短，不能为度外之举”，认为只有省中大吏才能调动挽救西湖所需的资源。
吴农祥和魏塬所期望的对西湖的切实挽救行动最终出现在雍正朝。在1720年间，西湖的物质环境得到了自南宋以来最为彻底的治理和美化。众所周知，雍正的统治风格与康熙的相对温和形成鲜明对照，他是以对江南绅士严酷而著称的。他十分重视财政改革和行政效率，而似乎不像康熙那样对士大夫的文化游戏感兴趣。要理解为何恰恰是在这样一位务实而强势的君主在位期间西湖的环境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变，就必须从雍正君臣赋予这处山水的新涵义来着眼。雍正最初对西湖的注意与他需要将自己的皇位继承合法化有密切关系。正如冯尔康先生所指出的，雍正在继位之初，为了应付合法性危机，倾向于以孝顺先皇的辞藻来装饰他的改革政策。对水利的关注就是其中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发现在雍正即位次年的1724年，“皇上特念地方水利关系民生，最为紧要救令工部查议，浙江西湖年久无疏浚，应行该督抚确勘具题。”在此雍正对康熙游览过的山水表现出关心，但是他提出问题的风格则与他父亲很为不同。他关注的明显是西湖环境景观的衰败，这应该是他在1703年作为皇子随同康熙南巡时所观察到的。
雍正的直接关心导出了一个恢复和保护西湖的综合性工程。善承旨意的浙总督觉罗满保很快专程到杭州，与浙江巡抚黄叔琳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的联名具奏不但强调西湖对钱塘、仁和、海宁三县农田灌溉的重要性，更具体地报告了人为侵蚀造成西湖水体萎缩的程度。他们在奏折中说：“西湖旧志三十余里。有先被民人占为田荡，于康熙三年丈人鱼鳞图册者，计四百四十二亩。每年共征粮银二十两七钱零，共征粮米一十五石五斗零。其田埂内种植桑柏树共一万九千三百三株，并荡内载荷蓄鱼等项。管业之家每年约收租息银三百四十四两零。有未经丈人鱼鳞图册者，计二百一十八亩。若较额征之数，每年也只银十余两，米七石余斗。其田埂内种植桑柏树共八千四百二十七株，并荡内载荷蓄鱼等项。管业之家每年约收租息银一百二十三两零。此项田地原属官湖，渐为民占。在梗塞湖心者，固为妨碍水道，即去湖较远者，亦皆阻過水源。”显然，皇帝的直接过问使他们得以提出吴农祥曾经预测为很难实行的彻底解决措施：将占之田荡“仰请皇仁，豁除粮额，照西湖旧址，尽行清出归湖”。理由是这些田荡其为官民利益者甚微，而所损于三县民田者实不止于巨万”。除了将被圈占的田荡归还西湖水面，必赢官网他们的报告还显示当时尚存在的水面也有四分之一因缺乏疏浚而淤浅或长满葑草：“现存湖址二十二里四分有奇，通计里外湖面一万一千三百一十五亩零。淤浅硬沙葑滩共三千一百二十二亩。”他们的建议是“应将浅枯者挑深，淤塞者开浚。刈除草，以复故址，而畅湖流。”觉罗满保和黄叔琳计划由里湖到外湖根据淤浅的程度开挖五六尺到三四尺，并将挖出的湖泥用来加高、加固各处堤岸。此外，他们还提出了防止淤泥流入湖中的措施：“沿堤钉桩编竹，不使淤泥坍人湖中，里湖各桥建闸启闭，不使沙土流人湖内。工程还包括疏浚杭州城内外各运河，以便有效地疏导和利用湖水。
工部很快议复批准了西湖疏浚工程计划，朝廷同意豁免退还水面田荡的钱粮。疏浚工程由两浙盐驿道主持在1724年当年冬季即开工。工程经费原准备动用海塘捐监银两，但是雍正认为当时的两浙盐驿道王钓是个贪官，因此密令他为工程买单。王钧因此“自愿”捐出工程预算所需的四万两银子。疏浚工程用了近两年时间，动用民夫近万人，在1726年秋季完成。显然，这样一个君主直接过问的工程使得任何利益受损的当地人不敢阻挠，监工官员也不敢大肆贪污中饱。王钧所捐的四万两工程费用最终有五千两剩余。新任浙江巡抚李卫建议以此余额购买田地，以其所得租息来设立常年浚湖和修理水闸的费用。经朝廷批准，在海宁县置田一千多亩，西湖从此每年有数百两银子的维护经费。
受雍正强迫为西湖疏浚买单之后，王钧也利用这个机会来为他自己树碑立传。他聘请了杭州最有名的诗人厉鹗为自己捉刀写下了“王钧开浚西湖碑记”在碑记中王钧将自己与苏轼和杨孟英相比。他提醒读者，苏轼和杨孟英疏浚西湖时都曾受到过地方与朝廷反对势力的掣肘，甚至要冒被罢官的风险。“二公虽功在后世，所遭逢何其难也。王氏自谦说他本人的能力无法与苏杨二公相比，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伏遇圣天子在上，浚川距浍，迈舜禹之鸿迹，举久坠无穷之利而施于民，不待倡议于有司。”“然则钧之材虽远不如苏杨，而钧之遭逢极盛，宁非二公所深愿而不得者哉！”王氏实际上在此指出了清代对西湖环境治理与前代的一个重要区别：即地方官员的个人兴趣不再是主导因素，而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君主的政治利益。
西湖不但在雍正朝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它紧接着又在这一时期被美化成为真正的天下胜境。与前述的治理工程不同的是，这第二波大规模的造景活动不是由雍正直接下令的，而是由浙江巡抚李卫（1687—1738）发起。李卫的出身和经历使他具有雍正在官员身上最乐于看到的素质。李卫是江苏铜山人，但他没有江苏官员常常可据以炫耀的功名，而是通过捐资在康熙晚年人仕。这样的出身背景反而有利于李卫得到雍正的赏识。这是因为雍正对科举出身的官员素为怀疑，常常指责他们拉帮结派，并以损害君主的利益来求名。更重要的是，雍正对李卫的赏识出于他需要得力的官员在地方实行财政改革。而李卫正是以他的实用主义风格区别于同时代大多数的儒者官僚。李卫于1725年出任浙江巡抚时，正值雍正对该省的最高长官人选其为头痛之时。在此之前，雍正已经六度撤换浙江巡抚，不是因在任者能力不行，就是对其人的操守有怀疑。只有在李卫上任之后，雍正才感到为这个重要的省份找到了理想的行政长官。
李卫在雍正最为看重的财政改革方面卓有成效。他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改善该省的财政情况和社会秩序。例如，他专注于整顿盐税，取消了许多附加项以降低两浙盐区的盐价。同时，他组织军力巡查盐区，取缔走私。李卫任职浙江巡抚期间成为两浙盐区税收的黄金时期。雍正八年，李卫在给雍正的奏折中说，两浙盐区已扭亏为盈，当年有盈余二十多万两。李卫也积极推行雍正式的社会干预策略，来应对浙江省的缺粮问题。他奏请朝廷批准由浙省官员带盐税盈余到四川买米，再于青黄不接之时将此米以平价在浙江出售。这样直接介人长途贸易不但帮助平抑了浙江的粮价，到1727年也为省库增加了一万七千两收人。李卫也着力抓捕盗贼保护商旅，并设法使商人便于交税。他向雍正奏报说杭州的北新关和宁波的浙海关一共盈余二十八万五千两。他在抓捕盗贼方面的才能也使得杭州市面更为安全。
雍正对李卫非常欣赏。他特地为李卫设置了浙江总督一职，赐予李许多礼物，并十分关心李的健康。在1727年李卫的一份密折上，雍正朱批道：“卿总督浙江朕实无东南之顾也。”次年，雍正下令由李卫与钦差会同察看浙江各县税收账目。而江南官员则不被允许参与钦差查看该省账目。李卫据说巧妙地设计，使钦差奏报浙省钱粮并无拖欠，因此缓解了雍正财政改革对浙江下属官员的冲击。雍正除了相信李卫的理财能力，也认为李卫的缉盗能力远在江南官员之上，因此在雍正五年指派他负责浙西苏南五府的缉盗事宜。李卫还奉旨协调江浙两省的海塘工程。李卫的傲慢和粗鲁惹恼了许多江南官员，纷纷向皇帝告发。但是雍正一直对李卫信任有加。事实上，雍正将李卫列名为少数几位模范官员，常常告诫其他人要向他们学习。雍正的信任和充足的财政资源为李卫开展自宋代以来最大规模的西湖美化工程提供了条件。然而，李卫对西湖的兴趣不是来自任何模仿苏轼的愿望。这是因为他虽是一位能干的行政长官，却完全不具备苏轼那样的诗人和学者型官僚附庸风雅的能力。他曾向雍正含糊其辞地说自己仅仅粗通文墨，而他的传记作者袁枚则径直说此公“不甚识字”，要依靠幕宾将文书念给他听。这样一位胸无点墨的人物居然会为西湖的景观美化花费大量的资源和精力，是由于他需要以此来应对雍正朝出现的文化政治危机。
李卫在浙江巡抚任期内恰好有几桩重大文字狱发生，必赢官网而每一件案子都与浙江文人大有关系。首先是杭州举人汪景琪。汪氏做年羹尧幕宾时所写的《读书堂西征随笔》被发现之后，被雍正认定为“悖逆至极”。不久，又发生了查嗣庭案。出身海宁世家的查嗣庭在身任江西主考官时所出考题被认为是引诱考生谋反弑君。在此案中，李卫接旨到海宁抄査査家，李所发现的査嗣庭日记成为更进一步的罪证。这些叛逆案使雍正对浙江文人极为痛恨，认为“浙江风俗人心之颓远过他省”。就在审理査嗣庭案期间，雍正决定以停止浙江学子参加科举考试来报复该省文人。雍正还特设了“观风正俗使”一职，派人到浙江去专门监察当地人对朝廷的忠诚。
皇帝对浙江文人的恼恨当然没有影响他对非科举出身的李卫的信任。李卫很快又在曾静-吕留良一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负责逮捕吕氏在浙江的家属并搜缴昌氏的诗文著作。除了这些任务，李卫也必须应对文字狱对浙江的影响。李卫的反应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性质。他的办法是与观风正俗使合作，在奏章中不断报告浙江人在风俗人心方面的改善，以此来重新建立雍正对浙江的信心。雍正可能也发现敌视全浙江省的文化精英是不明智的，所以在 1728 年浙江士子又被允许参与科举。同时，李卫实行了一些旨在将文人更好地纳人国家轨道的政策：他取得了雍正的许可设局撰修省志，并增加了生员的膏火银。但是李卫所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还是美化西湖，利用康熙的遗迹和雍正的影响将其建成浙江与清代君主之间一个实实在在的联系。故而毫不奇怪，这个官方工程启动于1727年，恰好在查嗣庭案发生之后雍正对浙江文人极为恼恨的时期。李卫首先向雍正提议要将康熙南巡时在西湖留下的遗迹永久保存起来。在一份关于如何处理康熙行宫的奏折中，李卫说：“西湖行宫曾经圣祖临幸，今则闲设湖滨，无以展诚敬之思，而修理需费，防护需人。一有疏虞，臣子私衷何以得安？伏思行宫为殿庭宫室，非敢作地方别项公所。仰惟皇上广孝之心，伏就臣民报恩之念，恳请钦定嘉名，御书额，延请高僧，梵修颂祝。”雍正不但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因此称赞李卫的忠诚，还降旨要各地官员像李卫那样奏报处置康熙在当地遗迹的办法。雍正将这座新的寺院赐名为“圣因寺”。当年冬天，雍正得到李卫的奏报说他从江宁延请了一位高僧来主持圣因寺，并率领当地官员审视军民等数千人，将雍正手书的寺名匾额恭恭敬敬送入寺中。这样，原本只供康熙享受的禁苑被改建成了一座人人得以参观的公共建筑。在这座寺院中建有一座万岁楼来纪念康熙的南巡，并存放他的御座。据说，到御座之下参观的游人无不能感受到“天威咫尺”。
李卫显然相信宣扬君主对西湖的欣赏和留下的手迹能够和圣因寺一同激发游人对朝廷的忠诚，有助于教化人民。因此，他接下来用大规模构建景观的方法来彰显康熙手书的西湖十景，而他手中充足的财政资源也使他能够做康熙时代地方官员力所不及的事情。例如，他认为过去为康熙手书“苏堤春晓”所建的御碑亭体量太小，无法与新近加宽并重新种上桃柳的苏堤相配。所以在原有碑亭旁另建了一座新的二层楼阁和一座大型的碑亭。十景原来并不存在这个事实为李卫提供了完全创新的机会。康熙手书的“花港观鱼”原来是被一座不大的碑亭定点在西湖南侧，周围并无特别的景致。李卫在此建造了一座新的庭院。园中的亭台楼阁有弯曲的长廊相连，在庭院之旁是一个被花卉环绕的鱼池。这个将花港观鱼概念具体化的创造从此成为了西湖南侧最为吸引游人的著名景点。在西湖的北侧原有宋代造酒之处，因此南宋“粬院荷风”的原意是此处有酒香与湖上飘来的荷香混合。但因康熙所书的“曲院风荷”与酒无关，所以李卫在此建构的景观体现的意境是在夏日湖面上的荷花香气飘人岸边曲屈幽深的院落。此处所建有一座面阔三间的常室，和一座面对苏堤的二层塔楼。园门上悬挂着刻有康熙所作的对联的匾额。李卫对康熙遗迹的保存和彰显还包括对西湖周边五六座大寺的修葺，因为十景中有数处与这些寺院建筑有关。康熙南巡时曾多次临幸灵隐和净慈等寺院，并留下了不少诗词和书法。李卫出资对每一个康熙访问过的寺院都进行了翻修和维护。
李卫的努力恰到好处地适应了雍正树立以孝道治国形象的需要。1728年：李卫接到上谕“圣祖皇帝龙亭之在地方者，该有司等应当时时加意防护，管理修葺”。他很自豪地奏报说：“臣自莅任以来，所有省会仁钱二县境内码头，及西湖南北各山御碑亭，悉皆敬谨次第修整。现俱巍焕侔皇。各省往来官绅民瞻叩钦崇，毋鳛卋藜桥敢孥空亵ｼ搡淚菐创。”除了把康熙手书的西湖十景具体化为物质形态，李卫还在湖区增添了几座纪念性建筑来强调西湖与当朝皇帝雍正的关系。他总是注意把政治涵义建构在美观的景致之中。在1730年，李卫获得了雍正的许可在西湖上为刚刚去世的论贤亲王允祥建祠。冯尔康先生曾指出，论贤亲王是雍正最为信任的兄弟，曾在朝中扮演重要角色。为这位亲王建祠当然会使游客感到西湖与皇家的密切联系。这个特权也充分表现在祠宇的结构上：贤王祠坐落在西湖北部，宫殿式规格。祠前有三座牌坊，在高耸的大门之内有长长的石阶引人祭殿、主殿，和一座在高台之上的多层寝殿。在这些主建筑之旁另有一个院落，其中有一座可登览湖景的塔楼。在祠旁又建有一座有奇石、佳卉、清流的花园。李卫的另一个公开展示雍正对西湖的赞赏的举措是为西湖花神，也即土地神建庙。李卫当然深知雍正对天人感应极为相信，其中包括相信地方守护神的灵验。例如，在动用巨款来修建海塘以保护江浙沿海农田免受海潮侵袭的同时，雍正也屡屡叮嘱地方官员要对海神恭敬有加。在1729年，他批准动用十万两银子来修建一座海神庙。自然地，李卫为西湖建造湖山神庙的请求会得到皇上的支持。庙址选在西湖北部，在新建的论贤亲王祠与新近修葺的岳飞墓之间。此庙在1730年完成。它由三个相互联通的院落和一个规模不小的花园构成。据《西湖志》的解释，花园的设计特别适合春日游人在此模仿古人举行诗会雅集。雍正为此园题名为“竹素园”，并为其手书了两副对联。
在为美化西湖环境做出了如许贡献之后，李卫显然也希望在此给自己留下一席之地。但是他不能像过去的地方官那样让人为其建造生祠，因为雍正已经严令禁止此种做法。所以，李卫的办法是以他自己的形象来塑造西湖花神，这样将他自己悄悄地变为焕然一新的湖山的守护神。但是，他的这个手腕给西湖带来了出人意料的景观因素。因为他的形象完全不是人们一般所想象的温和儒雅、风度翩翩的护花使者。据袁枚说，他是一个面黑而高大威武的汉子。
本文试图描述清初君主是如何以灵活的手段来操纵西湖极为复杂多面的文化意象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而西湖的物质环境状态又是如何在这一操纵过程中得到重生的。通过叙述历史（narrative history）的手法，本文将西湖面貌的变迁放置在清初几十年文化政治的县体情景中，以此来明变迁所关涉到的诸多层面。
与黄河、长江相比，西湖的复杂之处不在于它的规模和具体治理所需要的技术，而在于它毁誉兼备的历史。由于它与皇朝兴替的负面联系，它在清初存在的合法性成为问题。这个巨大的意识形态障碍只有在精明的康熙皇帝南巡时才得到超越。康熙对西湖山水所选择的特殊的欣赏方式，对这个天下闻名的景观在清代的起死回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然而，环境的改善还需要有财政和行政的条件，这些条件只有到了雍正时代才具备。雍正和李卫这一对以务实著称的君臣对西湖显示了似乎出人意料的关心，这是因为在他们眼中，被康熙所肯定的西湖有着巨大的文化、政治价值。他们的实干才能不仅使西湖得到了自宋代以来最彻底的治理，也为此后西湖的常规维护提供了资源。清代官方的造景活动并不是对宋代西湖景观环境的复原，而是将清代君主所赞赏的诗情画意赋予物质的具体形态。
〇本文选自《新史学（第六卷）：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世界与中国》，夏明方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第161-182页，汪利平，《杭州景观建设与清代政治文化》。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